1926年2月21日-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会议指出，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必须加强北方的军事工作，以接应广州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便加强党的军事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建立了军事部。

 

1926年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一次的试探中进一步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从而加紧他的反共活动。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26年５月３日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926年5月20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湖南省代理省长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1926年７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前途，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正确的阐述，但其根本失误是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

 

1926年12月13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能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7年1月上旬-2月中旬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国侵略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

 

1927年１月４日-２月５日

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２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３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7年３月21日

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三十个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1927年４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１８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1927年４月27日-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

 

1927年5月21日

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标志着武汉国民政府也很快会同共产党走向决裂。

 

1927年６月１９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并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明确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工人阶级要领导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共同的敌人作战。

 

1927年7月3日

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仍然承认汪精卫等控制的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决议表示“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汪精卫更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和“清党”后，中共中央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8月1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1927年８月７日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有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年9月9日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有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湖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等。起义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五千余人。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易礼容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9日，参加起义的部分工农群众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线上的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1日，湘赣边界地区开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分别从江西省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会同湖南省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准备会攻长沙。起义军先后取得老关、醴陵、浏阳、白沙东门市等战斗的胜利，占领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迅速命令起义部队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到浏阳的文家市集中。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于20日带领部队撤离湘东地区，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9月29日，起义部队一千人左右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经过改编，起义军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党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组织，特别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4月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并批判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盲动错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革命任务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的缺点是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

 

1928年10月5日

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

 

1929年１月１４日

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6月下旬-7月初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会议检查总结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在六届二中全会前后，党的白区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早在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委会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12月下旬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这个《决议案》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后来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0年１月５日

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给他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1930年2月6日-9日

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二七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将赣西、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并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二七会议对迅速打开赣西南与党的工作局面，推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整个赣南、闽西割据地区的革命斗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30年5月

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写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

 

1930年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次会议的决议，运用和发展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其他一些“左”的理论，片面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且不切实际地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在全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左”的“策略总路线”。不久，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个“策略总路线”推行的结果，使城市工作、各地红军和根据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1930年9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统治。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