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7日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出席了会议，并不断使用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会议通过《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补选了中央委员和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王明、任弼时、陈郁、刘少奇、王克全五人为政治局成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组成。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1931年1月15日

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前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省的宁都县小布镇成立。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1931年8月30日，党中央作出《关于中央苏区党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八人为苏区中央局委员，毛泽东代理书记，10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1931年５月９日

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号召白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这样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东北军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不抵抗”命令，让东北军大部撤至山海关内，只有一部分奋起抵抗。随后几个月内日军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平、津、沪、穗等地学生纷纷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蒋介石在11月30日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方面“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运动，逮捕和枪杀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各种群众抗日武装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过去北洋军阀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来了”。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以及反国民党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再次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

1931年10月7日-20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选出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25日，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1年12月29日

共产国际关于反帝斗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心口号是“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并提出“民族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1932年1月28日

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影响下，违抗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十九路军抗战。２月中旬，张治中率领第五军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上海和全国许多地方兴起支援淞沪抗战的群众运动。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镇压抗日运动。5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暂驻“若干”军队。5月6日，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反对对日屈辱协定。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反对《淞沪停战协定》。

1932年6月9日

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6月9日，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然后移兵“围剿”中央根据地。7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分左右两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的胜利，直接威胁武汉，所以敌人用三十多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十多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抗击，8月在七里坪给敌以重创。由于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两个月，歼敌近万人，但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黄安县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

1933年2月-3月

国民党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围剿”后，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八万多人。

1933年６月

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运动中发生了严重“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于１０月１０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把这两个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

1933年６月３０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南昌起义的８月１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７月１１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此后，“八一”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1933年８月12日-15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和翌年１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

1933年11月

为了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写了《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两个乡政府在领导人民进行生产建设、民主建设和支援革命战争等工作中成绩突出，被毛泽东誉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1934年1月15日-18日

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1月18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次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续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继续坚持“左”的土地政策，批判所谓“富农路线”；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等等。这就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1934年4月20日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５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

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举行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月，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

1935年1月15日-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935年1月19日

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1月29日，红军经土城、猿猴场（今元厚）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2月18日至21日，又挥师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228晨，红军重入遵义，歼敌二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再次入川。随后，又出敌不意地于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河。接着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并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红军又朝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1935年８月１日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９月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继续北上，迅速突破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哈达铺。这时根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10月19日

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2月17日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于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