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１月

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2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确定当前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是：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吸引他们参加人民革命斗争和适当工作，并加以教育；帮助各民主党派在大中城市发展党员，并帮助他们训练干部；加强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中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合作等。

 

1951年３月２８日－４月９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根据党章，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并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从此，整党建党工作逐步展开。

 

1951年５月２３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１０月１６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省、香港、澳门及少数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1951年７月10日

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1950年１２月３１日到1951年６月１０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三次反击战役，歼敌十七万九千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由于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但美国对谈判仍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无理的要求。自此，朝鲜战争形成边谈边打的局面。

 

1951年10月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２３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展开，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1年１２月１日

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８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1952年１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２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高潮。

 

1952年２月３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到１９５４年春基本结束。

1952年３月１１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

 

1952年６月６日

毛泽东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间阶级。１９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作了讲话。他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在工作中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

 

1952年６月中旬－９月下旬

中央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这次调整对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是有益的，必要的。缺点是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撤销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又设置过细，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

 

1952年７月１日

新建的成渝铁路通车。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恢复和修建铁路十分重视，取得了明显的成就。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陇海铁路全线通车，１９５０年１月，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全线通车，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９日，新建的天兰铁路全线通车。

 

1952年８月２５日－９月４日

青年团中央第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到会讲话，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会议选出胡耀邦等九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2年９月２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的汇报。在讨论中，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1952年１０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个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

 

1952年冬到1953年

春土地改革运动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新区农村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三年的努力，不仅完成了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的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且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初步繁荣和社会面貌的深刻变化，从而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53年１月１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２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的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１９５２年冬到１９５３年春期间，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1953年３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各级党委必须在１９５３年内，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改变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

 

1953年４月１５日－２３日

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委员。４月２５日，全国妇联召开第二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1953年５月２日－１１日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致祝词。大会制定了工会在国家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并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１２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1953年６月１４日－８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草案从１９５１年即着手编制，经过多次修改，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一个建设项目，不论是新建或改建，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项目。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是：钢铁工业、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制造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话、石油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以上的649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折合黄金七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计划后来在１９５５年７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在财经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共中央纠正了在他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53年７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金城战役的胜利。从５月中旬到６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起两次进攻作战，歼敌四万余人。６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李承晚集团不接受协议，叫嚷要“单独干”，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实现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配合下，从７月１３日起发动了金城战役，歼敌五万余人，收复土地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７月２７日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1953年８月１７日－９月２２日

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经过会谈，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报》和中苏两国外交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１９５３年４月，苏方正式向中方通报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和建议。５月１５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41个工业项目基本确定下来。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２日，苏联又增加设计和帮助建设15个项目。至此，中苏共签订156个苏联援助我国的建设项目。

 

1953年９月－１０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党的组织工作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讨论了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和巩固党的纪律等问题。

 

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打破了饶漱石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企图。

 

1953年１０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１１月１５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所有这些，都是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过渡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初步切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１１月－１２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调配工业干部的通知》、《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及《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像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一样，下决心抽调大批地委级以上的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此外，根据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的原则，对全国地委以上党政机关和各厂矿企业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抽调一批条件适合的干部转入厂矿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自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４年三年中，抽调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共有16万多名，其中为156项重点工程选调的领导干部就有3000多名。同时，各级党委还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大胆地、大量地从先进的技术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拔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年龄较轻、有培养前途的新干部，为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提供了组织上的重要保证。

 

1953年１１月－１２月

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确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组织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是可能长期存在的，不仅在过渡时期，就是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会存在的。”根据会议精神，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到１９５４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组）员激增到121万人，合作社组织发展到41000多个。

 

1953年１ ２月３１日

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写入了１９５４年４月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954年２月６日－１０日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党员学习贯彻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1954年３月２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经过反复修改，６月１１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954年4月

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

 

1954年４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1954年６月２５日－２９日

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1954年７月２０日－２５日

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1954年９月１５日－２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十三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4年９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日常工作。１２月１２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三大制度，全国军区划分，以及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干部的培养等问题。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三大制度的有关条例，推进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954年１２月２１日－２５日

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1955年２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1955年４月４日

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三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委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５月５日

毛泽东约见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告诫说“不要重犯１９５３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９日，毛泽东约见李先念、邓子恢等说，下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原定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上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今后两三年是农业合作化的紧要关头，必须在这三年内打下合作化的基础。

 

1955年７月３１日

党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报告对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５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并错误估计形势，大反所谓“右倾”，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

 

1955年９月２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全军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10名、上将军衔的有55名、中将军衔的有175名、少将军衔的有802名。

 

1955年１２月２１日－２８日

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进而争取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