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0日

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反映了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1966年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1966年8月1日－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此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

1966年10月9日－28日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6年10月27日

我国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运行正常，核弹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爆炸。

 1966年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967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1967年6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1967年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1967年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967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着手筹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展群众性修改党纲党章运动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组织群众性的讨论，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

1967年10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

 

1967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整党建党文件。文件提出，凡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恢复组织生活。

 

1968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1968年9月7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

 

1968年12月29日

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1969年3月初－10月中旬

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举行二十多次讨论会，向中央呈递了四份报告，对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就外交方针问题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中央调整外交战略、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69年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1969年4月28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

 

1969年9月11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同意中苏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避免武装冲突。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在北京重开边界谈判，自珍宝岛事件后中苏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有所缓和。

 

1970年1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开展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

1970年2月15日－3月2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吨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万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新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1970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1970年4月24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0年4月28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1970年8月25日－10月5日

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议不能不继续宣传和推广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路线斗争的经验，但其主要倾向却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动乱对农村工作造成的破坏，系统而又明确地重申“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废弃的农村政策，提出加快农业生产的任务和具体要求。这次会议初步扭转了当时农村工作中的混乱状态，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70年11月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970年12月25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