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

1976年7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1976年7月28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000多人，重伤164000多人，损失重大。

 

1976年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

1976年10月6日

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起了重要作用。

1976年10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976年1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1977年3月10日－22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任务。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设置了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

 

1977年3月24日

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1977年4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决定认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是为了进一步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奋斗。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第五卷收入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八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1977年7月16日－21日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1977年8月12日－18日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不仅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方针政策，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叶剑英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1977年8月13日－9月25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一决定，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广大群众欢迎。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000名学生，新生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1977年8月30日－9月8日

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访问我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1977年9月24日

中共中央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就在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中建立党组和党委的问题发出通知：一、中央一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改称党组。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也要按照上述原则办理。二、党中央各部委和相当于部委一级的单位，尚未建立党委的，应建立党委。

 

1977年10月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各级党校开始恢复。

 

1978年2月18日－23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1978年2月26日－3月5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以来的工作，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78年4月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7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并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

 

1978年4月27日－6月6日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7月6日－9月9日

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指出今后在经济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摆脱墨守行政方式的老框框，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定要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一定要保障工业企业的必要的独立地位，适当扩大它们的经济自主权。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设想，以及农业、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等问题。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12月13日，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主要内容是：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1979年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建议双方首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

1979年1月4日－22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

 

1979年3月1日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三月份起，提高粮、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50%；十八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1979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

 

1979年3月21日－23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三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1979年3月29日

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

 

1979年4月5日－28日

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定从当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

 

1979年6月15日－7月2日

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1979年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1979年9月25日－28日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讲话初步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

 

1979年10月11日－22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以及组织发展工作。19日，邓小平在政协、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讲话强调，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共同奋斗。

 

1979年12月6日

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　

 

1980年1月16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1980年2月5日－12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

 

1980年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1980年3月12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指出：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1980年4月14日

由总书记贝林格率领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访问我国。胡耀邦总书记同贝林格举行会谈，中意两党恢复关系。

 

1980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1980年8月18日－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五、中央经多次酝酿，现在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1980年8月30日－9月10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会议通过了《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等；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1980年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七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二十年、陈伯达十八年、黄永胜十八年、吴法宪十七年、李作鹏十八年、邱会作十六年、江腾蛟十八年，均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次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